病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大学医学院。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历任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科主任、副院长，大学卫生研究所所长，WHO/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曾当选挪威科学文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病学协会国外通讯研究员。长期从事临床药物学、疾病流行病学、老年病学研究。是我国现代病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在推动我国病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促进国内国际间病学领域的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主持编写大型参考书《病学》，发表论文150余篇，多次获国家及部委科技。
1924年1月6日，在离杭州西湖不远的将军上的一所老房子里，降生了一个女婴。女孩的父亲叫沈锦椿，字绮士，时年34岁。任杭州官巷口地区邮政局主任，为人，克己宽人，不与人争势。这是沈锦椿的第三个女儿，他给这个小生命取名为“沈渔邨”。沈锦椿在邮局属高级职员，收入尚可，又在西湖箩岭和莫干山各置了一亩多地，足以支付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沈渔邨的母亲张春如虽是家庭妇女，但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自主的能力与性格。沈渔邨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
1937年6月，沈渔邨从浙江杭州盐务小学毕业，8月入读杭州市立初级中学。在当时这所学校实验室、劳作室、家事实习室等应有尽有；还有专用美术教室、科学馆、工艺馆、图书馆（引自《时期杭州》，第563~564页），在全省112所中等学校中排名前九。但不久淞沪会战爆发，父亲沈锦椿随邮政机关迁往浙东。同年11月，入学仅3个月的沈渔邨便不得不随家人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当沈氏一家风尘仆仆地踏上十里洋场时，上海已。沈家只好暂住在法租界的二哥家中，不久沈家搬入法租界云霞坊。1938年2月，沈渔邨入读了上海中国女中，成为初中二年级。待时局稍稳定后，沈氏夫妇又回到杭州，沈渔邨一人被留在上海，继续求学。那段岁月生活虽然艰苦，但萌发了她对理科的兴趣，甚至将居里夫人作为她的偶像。1940年6月，初中毕业后沈渔邨考入上海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读高中。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海中学和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其他3所中学，并称为“江南四大名中”。扬州沦陷后，学校四分五裂。校长周厚枢（字星北）偕部分师生分别在上海与泰州复校。其后泰州部分又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上海租界，习称“泰校”；沈渔邨就读的正是“泰校”。学校的理工科课业很重。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时局一片混乱。1942年11月，公立扬州中学关闭。刚刚完成高中第三年上半学期学业的沈渔邨又一次面临失学。当时她听闻西南联大可以免费读书，便动起了离沪赴滇，继续求学的念头。1942年底，在老家商人的帮助下，沈渔邨和父亲一同离开杭州，越过了日寇的线，经浙东、江西、湖南、贵州，一艰辛，抵达了昆明。安顿下来后，沈渔邨开始准备报考西南联大。但由于错过了当年的考试时间，沈渔邨于是在1943年11月，先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理工组，修读数学、语文、英文、物理、化学等课程。与沈渔邨一起在先修班学习的还有她后来一起学医的同学经永春。
在先修班学习的同时，沈渔邨仍在中茶公司兼职，半工半读。每月40块钱的收入，刚好够付伙食费。1944年6月，完成先修班学业后，沈渔邨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同年9月，沈渔邨成为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一年级的新生，踏上了她向居里夫人学习的程。1945年9月，沈渔邨在物理系读完一年以后，转入了生物系，就读医预科。据经永春回忆，她父亲经利彬时任昆明医药研究所所长，与西南联大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是好友。经利彬与李继侗聊天时，提到了女儿经永春想学医，而西南联大又没有医学院。于是，李继侗就说：“我可以先办个预科，协和以前也有医预科。3年医预科后，战争结束了，你们就可以回去读医学院了”。就这样，李继侗便在生物系下成立了医预科。
医预科虽然成立了，但只是临时组建，并不在西南联大的正式建制之内，所以既没有正式的教师，也没有固定的课程。医预科同学所学的课程都是李继侗从生物系、化学系和物理系所开设的课程中选取的，像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普通生物等3系的基础课都要上，至于像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等这样的医学专业课并没有开设。沈渔邨在医预科时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医预科并没有像李继侗当初设想的那样读3年，而是只读了1年，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了，西南联大解散，所有学生分归各校。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学习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进步气氛浓厚，学生经常进步壁报、进行及其他社会活动。在思想的熏陶下，沈渔邨的内心深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1945年8月15日，抗战结束。然而，烽烟并未就此熄灭，国共内战即将爆发。为了能摆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西南联大的师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内战、要和平的运动。1945年11月19日，重庆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12月1日，大批和军人分途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制造了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亲眼目睹生命与鲜血的流逝，沈渔邨了。与使她，决心再也不做从前那个一心读书、不问政事的书呆子。她写道，“目睹老师们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严谨治学，以大无畏的支持运动，使自己深受教育，从一个埋头读书的青年，进入了青年运动的行列，懂得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争取、民族解放的神圣”，从此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惨案发生后，联大师生在全市发动罢学、罢市。沈渔邨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负责发动、联络昆明中学生等工作。1946年2月，经彭珮云介绍，沈渔邨加入青年同盟。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开始北返。6月，沈渔邨先乘飞机抵达上海，再从上海乘船经天津抵达。与沈渔邨一同乘船抵达的有她杭州高中校友和西南联大同学张碧华。西南联大北归后，北大、、南开三校联盟解散。每个学生都要事先填报志愿，表明自己希望在哪所学校继续学习。当时，李继侗在西南联大创设医预科，就是针对协和的，就是希望医预科的同学将来能进入协和学习。但当沈渔邨等人来到时，发现协和医学院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复校。于是沈渔邨选择了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
1946年10月，大学医学院正式开学。在这里，沈渔邨开始了她的学医生涯。回后，沈渔邨仍积极投身学生会，接受组织领导，参加工作。同时，她还和进步学生成立了北医合唱团，组织了气势恢宏的“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在公演大会上，她还担任了女高音歌唱者。大学科主任医师李从培教授曾经回忆起那次难忘的演出，他说：“那嘹亮的歌声，那震撼的旋律，激起了人们的豪情，现在想来，强烈的仍犹如激浪汹涌于胸。”
1948年2月，经由耿晓、陈果敢同志介绍，沈渔邨加入中国。同年11月据北平学委的，沈渔邨离开，转移至解放区冀中泊镇城工部学习。1949年2月，的接管工作陆续展开，沈渔邨也参与其中。接管人员除了医学院的同学外，还有部队的同志，以及华北医科大学23期的几十名。后来，这些一起与沈渔邨接管卫生系统的战友，有些又成了与她一起去苏联留学的同学，比如许迪、鄂征、李慎、李河民等。
沈渔邨回到后，在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工作，很快就出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当时，鲍敬桓作为卫生部副部长，是统揽全局的领导，沈渔邨很受鲍敬桓的器重。1949年5月，沈渔邨服从组织安排，返回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1951年3月，沈渔邨从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这主要是由于1950年2月8日，教育部发令，自当年2月1日起，大学医学院改由中央卫生部领导。同年，医学系学制由7年改为5年，即预科1年，基础课与临床课各1年半，再加上生产实习1年。提前2年结束学业，这固然使一向勤奋好学的沈渔邨感到些许惋惜，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将等待她去奋斗。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迅速制定了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大量培养国家急需优秀人才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决定选派300余人前往苏联学习，其中有医学生30人。留苏医学生的选拔工作由卫生部部长贺诚主持，卫生部办公厅具体负责。30名留苏医学生由3个红军卫生干部领导：钱信忠任赴苏留学生总支，涂通今任赴苏留学生总支委员，潘世征任医学生党支部兼队长。团队秘书则由沈渔邨和顾二人担任。
临行之际，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学习任务书。这份任务书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详细写明了每个人赴苏后的学习纲要和重点学习任务。大家所学内容五花八门，从基础到临床，再到卫生管理，医疗卫生的专业几乎无所不包。1951年8月11日，教育部在老饭店设冷宴会，给全体留苏学生饯行。总理亲自讲话，热情洋溢地勉励大家奋发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留下十六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大家在钱信忠的带领下，向总理敬酒，表达了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
抵达莫斯科后，全体临时被安排住在起义广场的莫斯科动力学院宿舍。8月26日，苏联高教部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按照留学生出国前的个人志愿及苏联的实际情况，拟定方案，给留学生分配了不同的学校。他们很快就陆续被各单位分头接走。30个医学研究生兵分两，有14人去了列宁格勒，而沈渔邨等16人留在了莫斯科。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的知识，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已学习一年的沈渔邨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国内奇缺病科的医生，上级让她转学病学。沈渔邨又一次服从了组织安排，转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病科改学病学。没想到这成为了她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40年后，当黎莉医师问及沈渔邨院士，当年在苏联你被要求改换志愿时，你当时有什么想法？她淡淡地说：“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走了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过。”
沈渔邨在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学校里也曾讲授过病学，但毕竟不成体系。沈渔邨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她需要自学病学方面本科的课程。但是，这些都没有难倒沈渔邨。1955年8月，沈渔邨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有关状态的治疗及病理生理机制》，部分内容发表在1959年的苏联病学上。同年9月，她荣获斯坦汉诺夫突击手，以褒她的勤奋和优秀。不得不说，莫斯科确实是沈渔邨的福地，她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与当时留苏学生总，后来的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从相识到相恋，并于1955年6月回国前夕结为伉俪，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
195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使用氯丙嗪治疗后周璇即将复出的消息。沈渔邨的第一反应便是，氯丙嗪改变了大脑的生化反应。这种猜测，后来便为她从事药理研究的起始点。1962年，沈渔邨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神经）生化研究室”，开始探讨神经介质与疾病及药物的关系，以及神经介质在病理及药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964年，由张文和和沈渔邨合作撰写的有关“5-羟色胺”的论文发表。让沈渔邨没想到的是，就在这2篇文章发表不久，国外病学界便知晓了沈渔邨这位中国的病学家。1973年，北医三院恢复了科的建制。沈渔邨被推选为科主任，此时我国病学学科的严重倒退，亟须恢复和发展。1974年6月，沈渔邨从我国社会文化、卫生系统的特点出发，在市海淀区11个、19万农业人口中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病防治的试点工作。到1977年2月，沈渔邨组织完成了市海淀区农村家庭社区病防治的试点工作，在海淀区11个人民和一个国有农场，进行了病防治网的建网和流行病学调查，寻求了一条解决广大农村病患者医治难问题的途径。
1978年3月，为了及时向国内同道介绍国际神经科学和病学的进展，反映建国以来我国病学发展和防治工作的经验，推动我国病学的发展，尽快缩短和弥补我国病学于由造成的差距。在沈渔邨的和组织下，全科医生与国内有关兄弟院校共同编写了《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1980年10月，沈渔邨主编《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正式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医学院校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对我国病学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的大门终于再次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学术界再次与世界有了联系。WHO开始对中国很多不同的学科给予一定的资助，其中也包括病学。1979年3月3日，56岁的沈渔邨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丹麦、英国、的病学研究机构参观访问学习，并在英国接受了WHO的培训。7个多月的奔波，走过了一家家单位、机构，沈渔邨对国际病学和卫生工作的现状，有了清楚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国外访学归来后，沈渔邨下定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卫生研究所”。1980年，在沈渔邨的邀请下，WHO的副总干事兰博和卫生司司长N.Sartorius来到中国，他们也提议成立“卫生研究所”，并以此为中心开展工作。时任医学院党委的彭瑞骢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跟钱信忠部长、卫生部医政司的一个司长，还有沈渔邨，跟N.Sartorius详细讨论了相关事宜。就这样，卫生研究所于1980年3月，经卫生部和医学院批准，北医三院科建成医学院卫生研究所，这是一个集医教研于一体的机构。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沈渔邨的欧洲之行，如果没有N.Sartorius的，没有卫生部和北医的支持，卫生研究所不会这么快就成立，WHO与中国在病学上的合作也不会开展得如此之快，也不会如此顺利。
卫生研究所成立3个月后，就与WHO举办了第一个研讨会“WHO/疾病流行病学学术”，这次研讨会历时2周，对中国病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这次研讨会结束后，沈渔邨便开始着手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病流行病调查。1982年7月1日，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六大地区12个单位协作的大样本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完成。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份科学地反映我国疾病流行状况的完整资料，为国家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提高了我国疾病流行病学的学术水平。
沈渔邨在与国际病学界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也为卫生研究所带来了很多助力。沈渔邨本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品质是获得国际认同的前提。1986年，沈渔邨被挪威科学和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也是在1986年5月，沈渔邨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第138届美国病学协会的年会，并作了特邀发言，同时被邀请做特约学术报告的还有3名诺贝尔获得者。沈渔邨的这次报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与会同行的高度评价。1990年12月，沈渔邨由美国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院士。
2004年，沈渔邨已81岁高龄，陆续将研究所的工作交给了别人，但她工作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息。沈渔邨是中华医学会病学分会的副会长。1994年，中华医学会病学分会从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中分离出来。从此，病学科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
沈渔邨曾经写过一段话：“科和许多学科有交叉重叠。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进行交流、宣传自己、学习他人的经验，包括学习国际同行的经验。我们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包括医疗在内的各种的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配合乃至引导变革，使之向着有利于专科的方向发展，将是我国科必须面对的严峻。展望新的世纪，应该说是希望与挑战同在、困难和机遇共存。然而，有压力才有进步，我国的科一定能够战胜压力。”
1955年沈渔邨从苏联回国后，自愿到了北医一附院病院工作，并协助伍正谊教授我国第一批病学研究生；上世纪60年代初，沈渔邨即在科内筹建了中国病学界第一个现代神经生化实验室。1980年创建了北医卫生研究所，设立生化研究室，研究范围扩大到药物药代动力学和病遗传学研究。若说沈渔邨几十年来，在中国病学生化研究方面前瞻性很突出的话，那么从中国国情出发，并有明确的全局观点，则是她在中国社会病学方面的显著特点了。
20世纪80年代，医学院卫生研究所下设九个研究室(组)，其中即有社会病学研究室。疾病流行病学，应激及社区卫生是该研究室的三大任务。1982年，精研所被确认为WHO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沈渔邨则担任WHO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从此沈渔邨则更加有计划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从我国实际出发，团结全国同道，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病学的发展。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沈渔邨就已投入了社会病学工作。不过早期中国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存在明显的方问题；进入70年代后，开展调查的单位虽增多，样本扩大，覆盖人群已达两、三千万，但由于方问题无实质性改进，所得结果仍缺乏可比性，难以验证评价。1980年6月精研所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WHO／疾病流行病学学术，这次会议对全国病学学科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由WHO邀请国际知名专家为讲员，使与会人员看到了国际上病学最新发展状况，学习了疾病流行病学最新研究方法。会上卫生部决定由我所和上海市卫生中心共同牵头，与四川医学院科、南京病防治院及三院组成核心组。此后经过一年的准备，终于于1982年7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了我国第一次全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六大地区12单位协作的大样本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这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所得系统数据，是建国近40年来第一份科学地反映我国疾病流行状况的完整资料，连同后来1993年以同样方法进行的全国第二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都为建立和推动我国卫生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于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沈渔邨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80年6月她主持了首届疾病流行病学讲习班，介绍当前国际最先进的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调查用工具等。此后，她亲自到各大区的卫生行政部门，解说流行病学意义，争取地方卫生行政支持，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全国1982年12个地区的大规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前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司司长N萨托瑞斯回忆说：“我不仅为她对卫生领域的广泛兴趣和惊人的工作能力深深，而且也对她的领导素质留下了深刻印象。”
沈渔邨几十年来对中国卫生事业的，在科研方面的前瞻性和新颖性研究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全局观点，既能长期致力于生物病学的微观研究，又能积极投身于社会病学的宏观研究。这种不懈，心投入的，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