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西南地区民俗文化的现状对比分析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的文化现象。看似最草根、最朴素和最具区域性的民俗文化，记录展现了各个区域及民族发展的特点变迁，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作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产,民俗文化的现状及继承工作已经成为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民俗文化涵盖内容非常丰富，类别多样。涉及众多民族不同区域、类别、民族的民俗文化的特点和传承方式都存在差异，机制也不尽相同。

　　2016年正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出版80周年，我们从2016年10月起，至2017年5月历时七个月时间，以跟随范长江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为契机，通过实地走访西北、西南地区（西安、、成都），了解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实地走访的民俗文化包括刻葫芦、牛肉拉面、成都蜀锦织造工艺、蜀绣、雾山石刻、内江蜜饯制作技艺、西安鼓乐、陕西泥塑），以实地走访调研为主，问卷调查、博物馆调研为辅，联系采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对面的深入了解民俗文化的历史发展、目前传承现状、传承遇到的困难及问题、需要得到的社会及相关部门的帮助等，并向当地群中发放调卷，此外，我们还走访了各地不同民俗文化的或传 习所，调查各地对民俗文化的措施和传承发展现状。在走访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依据采访及走访资料，具体分析西北、西南地区各民俗文化的现状和投入力度，总结各地民俗文化继承发展方式的特点，并以地域为视角，对比研究不同地域民俗文化发展状况和机制，总结各地民俗文化措施的优劣之处，为西北西南地区民俗文化的发展传承提供。

　　1935年，这时的西北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红军北上的情况还不为人所知，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也不为人所知。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范长江怀着巨大的勇气，只身出发，行走两年，向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西北，涵盖了从社会上层至底层的各种人物的生活，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对揭露当时社会、吏治、等问题均有重要的意义。

　　2007年，72年后，《》再次发起重走中国西北角的大型采访活动，采访内容涉及西部和农村的很多方面，反应和折射民情、民生、、民族、民治、民俗等等方面。这次考察，不仅在和海外版开设专栏，还在人民网开设了专题，利用报刊、网络、视频、音频等多种手段，立体地反映真实的西部。主要的核心问题是关注微观的西部，大变迁时代下的西部，最重要的是现实意义。

　　2016至2017年，又是将近10年过去了，这些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有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仅是西北，整个中国呈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我们此次走访探寻的主题是民俗文化，具体到这些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传承情况。就西安、成都和三个主要城市来看，民俗文化发展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域差异。

　　虽地处西北腹地，但这里的民俗文化发展跟我们调研走访之前预期的样子差很多。去之前，我们在网上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也看到很多诸如“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的说法。这个时候我们就就先入为主的认为，的民俗文化可能也就停留在这个程度。在，我们首先拜访了刻葫芦工艺和牛肉拉面工艺。我们采访了“吉祥葫芦”的经营者陈致安和阮氏刻葫芦（刻葫芦的一派）的传承人阮熙越。经过采访之后，我们看到刻葫芦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还是传承，阮熙越针对此说到：“可以做出旅游产品的人很多，能做出艺术品的人很少”。牛肉面的情况相对好一点，它作为一个完全的商品，还是会吸引很多人投入进去，我们采访的马子禄牛肉面现在在很多其他省市都有分店，商品形式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成分，比如做成桶装方便面、包装腊牛肉等。

　　除了刻葫芦和牛肉面，我们还去到了金城关文化博览园，这里可以说是民俗文化的聚集区，它是免费的。这里有很系统整齐的规划分布，比如非遗陈列馆、文化体验馆、黄河桥梁博物馆、彩陶馆等精细集中的馆藏，让我们很惊讶的是这里还有秦腔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黄河桥梁博物馆，它陈列的是中山桥的建造历史及过程，除了图文展示，还有很生动的动画展示，以及实物展示。除了这些博物馆，还有很多民俗艺人在这里设立工作室，我们采访的阮熙越就在这里有工作室。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这样集中的民俗文化展示非常有利于民俗文化的发展，所以，的民俗文化发展还是系统整齐的。

　　成都作为西南的一个大城市来说，拥有众多民俗文化项目，比如我们采访的蜀锦、蜀绣，其次还有漆艺、竹编、银丝花等。蜀锦项目我们采访到了“蜀锦织造技艺”中国蜀锦织造工艺大师、“蜀锦织造技艺”代表性省级传承人贺斌。采访后我们发现，蜀锦作为一种耗时耗力的商品，它的价格居高不下，从而市场狭小，也就是说它现在的发展其实是很的。蜀锦的传承也很困难，贺斌表示“很难有人下来学习，学习完整套工艺就更难了，许多人往往刚刚起步就放弃了。”而蜀绣项目中，我们采访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孟德芝，我们也从她这里了解到蜀绣的发展状况。蜀绣作为一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这让很多想学习的年轻人望而却步，从而也就影响了它的传承。但是从孟德芝作为大师的个体来看，蜀绣的发展现状还是很乐观的，2017年4月20日，杨澜和秦岚也一起在孟德芝工作室举办了相关活动，宣传蜀绣文化。听孟德芝讲，其他蜀绣艺人的情况也都大多较好，呈现一个“遍地开花”的状态。

　　相比较，成都的文殊院和金城关是很像的，这里也聚集着很多民俗文化展示。和不同的是这里的商业化性质较重，本来就位于一个商业化的街区，民俗艺人们也都在这里开设商店。比起的民俗文化宣传，这里则更兼具商业性。

　　西安作为一个十多朝的古都，这里的民俗艺术种类还是很多的，我们采访了西安鼓乐艺术和泥塑艺术。西安鼓乐属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鼓乐的传承人何忠信告诉我们，鼓乐的发展情况堪忧，几乎处于找不到继承人的状态。鼓乐作为一种无实物产出的民俗艺术，它和现代人们的音乐审美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所以能够去欣赏它的普通大众很少，这就使得它几乎不能给手艺人带来物质益处，这些艺人甚至要为它倒贴。这也是鼓乐后继无人的主要原因。泥塑的发展也不乐观，我们采访的简管琦作为一个手艺人，泥塑几乎仅仅是他的一个个人爱好，他也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遗憾的是我们没能采访到更权威的具有发言权的传承人，所以就简管琦个人的采访中我们得知，泥塑的发展并不好。

　　而且就我们项目小组调研了解，西安也没有像金城关文化博览园和文殊院这样的民俗文化集中展示区，这对西安民俗艺术的发展也是没有助益的。所以总结三地民俗文化发展情况，程度由好到次，、成都、西安三地呈现一个递减的状态。得出这样结论的依据是有金城关文化博览园这样大规模的纯粹的民俗文化展示区，并且免费对。成都也有文殊院这样的集中片区，相比这两地，西安在民俗文化发展方面确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西安的关中民俗博物馆不免费对外，并且就我们了解它展示的民俗文化种类还有待提高。）

　　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我们对于西北、西南地区包括西安、、成都等地的民俗文化有了大致的认识和了解。今天，无论是传承百年的古老技艺还是各地特有的风貌习俗，它们的发展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或前景良好，或另辟蹊径，但是同样也存在着文化面临失传的情况，在此次调研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民俗文化的多姿多彩，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其面临的问题，要想为民俗文化的发展开辟健康的，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可回避。

　　从民俗文化自身的传承上来看，优秀继承人的缺乏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有许多民俗文化发展都面临着传承人流失或者缺乏的问题，中国蜀锦织造工艺大师、“蜀锦织造技艺”代表性省级传承人贺斌先生就表示，从2005年起他一共招收了4批学徒，共20多个人，但是到现在只剩下6人，而年过半百的他更是这一辈中四川唯一一个能掌握蜀锦手工织造技艺全套工艺的人，学徒的大量流失，已经让蜀锦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发展挑战，同样面临继承困境的民俗文化还包括刻葫芦以及西安鼓乐等，与之相同的众多民俗文化由于工艺上的繁杂以及学习上耗时较长，导致了潜在以及现有传承人的大量流失，而该问题又关乎民俗文化发展的关键，所以亟待解决。

　　从民俗文化的上来看，力度较小导致了社会对民俗文化本身或是发展现状的不了解。根据此次问卷调查结果，在回收的51份有效问卷中，对于所列出的各项民俗文化的了解情况显示，对陕北剪纸及蜀绣的了解人数较多，分别占总人数的82.35%和76.47%，但对刻葫芦以及雾山石刻了解的人数较少，分别占到总人数的17.65%和13.73%。延安及成都为旅游城市，其历史意义及知名度均较高，对于民俗文化的宣传及发扬力度也较大，如榆林市剪纸学会等组织积极举办民间剪纸展览以及各类剪纸培训以及出版剪纸专辑等活动，吸引利率社会的关注和了解，但是对于刻葫芦以及雾山石刻等在它地相对知名度较低的民俗文化来说，其渠道较少，社会的关注度较低，尤其是雾山石刻这种知名度不高的技艺，它在传承上岌岌可危的状况，这些问题容易导致作品的价值回馈与艺人的付出不能成正比，进而影响手工艺人对文化传承的决心和毅力，从而可能导致一种珍贵民俗文化的消失。

　　从发展现状上来看，民俗文化还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首先，大众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大众化的崛起，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发展以及的主要阵地，根据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效样本中，占比80.39%的受众是通过互联网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民俗文化的传承人年龄普遍偏高，对于互联网的运用较为陌生，所以自身能够做的宣传也较少。

　　其次，民俗文化的发展还会受到地方的政策影响，地方对于民俗文化的和发扬对于其传承，创新都有极大的作用，例如在此次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成都以及西安三个城市对于民俗文化宣传结果的不同呈现，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较为看重，在其市区内建有金城关文化博览园，对当地特色民俗文化进行集中、系统、详尽的介绍，另有水车园、城隍庙等特色民俗技艺展示地点，而且其在街道两侧还设有民俗展示小橱窗，对于民俗文化的宣传自上而下且落在实处，成都也同样设有蜀锦织绣博物馆以及文殊院等集中的民俗以及展示和销售地点，文殊院的商业化恰好使得更多游客可以了解到本市的一些民俗文化，宣传的目的也可以达到。相较而言，西安市对于民俗文化的宣传和力度明显不足，目前虽设有关中民俗文化博物馆，但其发展仍待提高。我们了解到，在西安，现存的民俗文化以西安鼓乐和泥塑为例，其传承者现状并不乐观，甚至是未将民俗文化继承当作主业，技艺尚不可糊口，那么其传承发展必然也面临问题。

　　最后，传承人的老龄化和人缺失的问题，也导致这些民俗文化发展滞缓，甚至是难以维持下去。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情况发现，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在经历这一代的传承人后，都有可能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从而导致这些民俗文化消失的可能性增加。

　　从民俗文化的纯粹性上看，其商品化的趋势所引发的文化内涵转变也是一大问题。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商品化的趋向，比起一些难以商品化、难以市场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已经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现状会好一些，比如蜀绣的传承人孟德芝女士，因为其蜀绣已经有了很好的知名度也有了一定的市场，所以孟德芝本人的生活状况明显优于从事雾山石刻这种难以量化、商品化、市场化的传承人。但是，市场化后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也面临着技艺水平倒退，达不到原来手工艺人水准的情况，众多的市场需求也可能引发民俗文化技艺上的不过关，许多民俗工艺品的生产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较大，时间也较长，量化根本不能实现，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商品化的程度过高，那么其质量和价值上必定会有折损。文化的传承是手艺人对于历史的继承延续以及发展，其中手艺人的心血必不可少，技艺的传承和创新都是对于纯粹文化的吸收和展示，民俗文化本身是为了展现美和智慧，但是过于商业化就可能抹杀其本质，所以，对于民俗的传承和发展，仍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通过对三地的实地走访调研以及参考51份有效调卷的结果，我们发现三地对于民俗文化的及发展政策略有差异，成都的文殊院聚集了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店面，这里既有手工艺人们（传承人）的工作室，也有售卖他们产品的店铺；的金城关文化博览园也聚集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及一些展区，值得一提的是，在金城关文化博览园中，我们可以轻易查到本省的民俗文化传承人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所传承的项目。而在西安地区，虽也有关中民俗博物馆这样让游客可以进一步了解民俗文化的地方，但由于它不低的门票价格和交通的不便利导致其影响有限。

　　通过我们的走访调研、对传承人的实地采访以及问卷调查结果，我们也了解到对于民俗文化，或者说物质文化遗产的，仅仅列入名录或是增强立法是不够的，它更多的在于人们观念的转变，让人们可以更加主动的去接受民俗文化。在我们的调卷中，参与问卷调查的留言道：“传统文化慢慢被新事物了”、“民俗文化传承人靠手艺赚不到钱”，所以我们从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问题，在与传承人的采访以及问卷的结果中提出以下几个仅供参考的解决对策或是：

　　尽管立法和录入名录对民俗文化的效果常有限的，而且也很难兼顾到所有的民俗文化，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说，立法比不立法好，录入名录比不录入名录好。的关注和补贴可能会让这些传承人的生活不那么，自然也会有人将这些文化的瑰宝守护下去。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赞成法律和名录的分别有65.91%和40.91%，赞成率过半或者近半，说明多数大众都对立法民俗文化及将其纳入名录持赞成态度。

　　由国家励和认定一些在行业内有较高赞誉的人作为传承人，这样会让手工艺人们从心理上产生认同感，也会意识到国家对其是关注的。由传承人做领头羊牵动民俗文化和发展，这样会让民俗文化有更好的发展。

　　在问卷调查中，64.71%的参与者认同应当积极宣传民俗文化，该观点也是该问卷问题中支持率最高的。这说明大众还是认为民俗文化，的职责很大。例如，市为刻葫芦等技艺建设的文化传习所就是对民俗文化支持的实际举措之一。当然，的有效宣传一定能更好的确立民俗文化的地位，也会有更多的人在的下更多的去关注民俗文化。比如，我们各个城市都有“中国梦”以及“中华传统美德”的宣传墙，如果当地也能做展示民俗文化的文化墙，一定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民俗文化（有介绍自己民俗文化的文化墙）。

　　其次，还可以采取“民俗文化进课堂”，培养年轻一代对于民俗文化的兴趣，提高民俗文化关注度。刻葫芦鉴赏师陈志安先生就将这项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甚至在西安多所高校（如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开展刻葫芦的有关选修课程，西安鼓乐也和西安市长安二中有合作、蜀绣传承人孟德芝也在的支持下参与了“春蕾绽放”计划（女大学生创业孵化），这些举措都可以让过多的年轻一代了解民俗文化，培养他们对民俗文化的兴趣。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许多传承人都表示之所以传承困难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雾山石刻的传承人邓在采访中明确提到许多人之所以转行就是因为这项技艺费时又不赚钱。所以如果可以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来给予传承人相应程度的补贴，会留住更多的手艺人，也能给一直坚守着这门手艺的艺人们一些支持。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上可以看出，大部分群众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承还持有一种“主要靠”的想法，将自己与文化相剥离，普遍认为民俗文化发展与个人关系甚微。正是因为持有这样的观点，才让我们的民俗文化迟迟发展不起来。虽有扶持，但不响应，政策也难以达到其效果。民俗文化本就是人民群众发展起来的艺术，由人类的劳动生产二产生，代代相传，自然其和发展也离不开群众的努力和支持。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已经商品化的民俗文化发展会优于未商品化的，比如刻葫芦、蜀绣等都作为了当地的旅游纪念产品，所以这些民俗文化的现状相对较好。而未商品化的雾山石刻的认知度和发展明显不如前者。再者，像西安鼓乐这样难以通过一个实物（纪念品）去呈现的民俗文化，尽管可能有较高的认知度，但其发展比起商品化的民俗文化明显还是有所不足的。

　　所以，尽管商品化可能使民俗文化在技术上无法，但至少可以让其不失传，让其保留下来。我们认为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发展一部分旅游产品来维持这些传承人的生活，同时在幕后继续研究和技术。

　　任何脱离现实发展的东西都难以留存，民俗文化也不例外。只有把民俗文化的融入到现实的社会发展中，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才能真正达到传承的目的。一个社会如果忽视传统和民俗，那么这个社会的根基就不会牢靠。厚植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是增强民族自信的有效途径。

　　在如今这样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新媒介技术迸发，我们小组认为完全可以结合新的技术（例如AR、VR即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宣传、和发展。

　　利用新技术手段，不仅是对民俗文化的创新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可以吸引众多的年轻受众关注、喜爱这些民俗艺术。懂得与青少年接轨，也是民俗文化发展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要想真正做到民俗文化的与传承，的努力与的努力缺一不可。尽管上述方法有些已经得到一定的实现，但就其总体而言，和都还需奉献更多的力量。文化的发展也不能社会的发展趋势，融入社会发展，结合经济手段，才能更好的发展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作为民间最广泛的传承文化，以它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内涵和特有的功能，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影响着人类群体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

　　通过对比分析西北、西南地区民俗文化的现状，我们发现该地区大部分民俗文化的传承情况不容乐观，人们及相关部门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扶持力度应有待提高。民俗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附于人这一载体，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承延续。因此人作为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应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社会以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民俗文化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主动了解当地民俗文化、关注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注入新鲜血液，并将民俗文化一定程度上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为民俗文化增添新的活力。

　　《重走中国的西北角探访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时代变迁下的民风、民俗、民貌》项目小组提车黄道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