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人文”、“后人文”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吗？

　　李：是啊，这里就引出一个人文主义的概念。这是本次年会中提出的哲学话题，新人种的出现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吗?人文主义本是伴随着欧洲启蒙主义产生的概念，在比利时哲学学会、布鲁塞尔大学哲学教授、生命伦理学Gilbert Hottois看来，跨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一种发展和丰富。因为跨人文能够依据科学技术来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因此就包含了主义、宽容、多元、多样性等，这种探索其实是反对现代化而在后现代化的立场上给予了科学技术以价值观。“因为人类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后人文主义更加符号化、更加具有文化。”而传统人文主义范畴内的人种、性别和各类会随着人的品质的提高而不复存在。由此，Gilbert Hottois认为，过去的人文主义比较关注象征性的进步，但忽略了物质技术的重要性。

　　Ali Benmarkhlouf则以中世纪阿维森纳提出的假设来做哲学上的解释。当时，阿维森纳假设：“未来，人的器官都分离并飘浮在空中，和灵魂分离，心或者是一种信息流，可以和各种灵魂对接。这和您刚才分析的电子思维很相似。这位分析哲学家和罗素研究专家进而阐述可能到来的跨人文时代和后人文时代，从社会层面而言，获得增强性的药物，是一个考量，必须是满足所有人；从层面而言，詹姆斯·休斯说过主义者如果要拥抱跨人主义的话，必须的前提是要、就业。在这点上，在向记者强调自己是科技哲学家而非科学家的法国生物者Gayon教授指出，跨人文和后人文的范畴中，人的提高不是通过社会带来的，而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来改善的，而且是整个人的种群的改善。其中，法律和科学是核心。”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

　　邱：对后人文时代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我并不认同，因为这个时代毕竟没有真正到来。我注意到他们的逻辑，都是从生物学家赫胥黎和德日进的“超越依靠生物技术”思维演进而来，当代的生物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博士提出了未来的四种可能性：第一，人类，这是技术的风险。第二，循环性灾难，人类文明突然中止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先例。第三，人类、自然和社会的进化无论从内还是外，进入了终止阶段。第四，后现实主义的进化，就是人类自身生长和演化了，也就是出现后人文了。对于外国同行提出的这些思辨，我有两个基本的思考点：其一，有些赞类增强的论证缺乏力或根据不足，如詹姆斯·休斯说“我们全都要求基因和电子的增强”，这个我们是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全都要求的是过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有的生活。其二，假设现在有个科学家发明某项增强的技术，那么我们应该将此留给个人来作出选择的决定呢，还是应该加以管控?如果要管控，那么根据什么标准?

　　李：的确，这将是一场漫长而有意义的哲学上的同步争论，甚至斗争。虽然，最后并没有达成任何一致，但有许多观点和信息由此而得出，研讨会上，相互讨论、甚至争论的氛围很浓。您是IIP在中国的两个院士之一，这个组织1937年成立于法国，是国际哲学界最高的学术组织和资深荣誉团体，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兰院的支持，被坊间誉为国际哲学界的“”，您怎么评价这样的“对话”氛围?

　　邱：在国际院士会议上，这种“对话”是很常见的，也是主色调。我于2001年被国际哲学院院士大会当选为正式院士。中国的另一位院士是杜维明先生，大家都知道杜维明先生2009年担任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之前，一直在哈佛燕京学社致力于儒学的国际交流和文明对话，所以，他是回到国内后，才被列入中国院士。今年的年会上，杜先生又高票当选IIP董事会副，值得庆贺，这是中国院士首次入选IIP高层。中国哲学界的同仁们，“独白”比较多些，新世纪后略有改观，我自己的体会，一定要多参加国际研讨会，交流沟通中争取话语权。

　　李：我看名单上今年当选的院士共有105个，每个国家只有4个名额，但美国好像超过了4个，这是怎么回事?

　　邱：是这样的，超过80岁就是名誉院士了，不算在四个名额中。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所以，也是荣誉院士了，杜维明先生还有5年也要列入这个行列。美国哲学家普特南也是名誉院士，之前，的哈贝马斯、阿佩尔，法国的恩格尔，美国的希尔勒、吉巴德、厄尔曼，来自英国的维金斯、梅耶尔，印度的昌德尔、阿玛蒂亚·森，来自克罗地亚的考拉克，波兰的斯基都在名册上，昌德尔这次也做了主题发言。所以，我之前也在抓紧做推荐候选人的工作。IIP有个专门机构“新院士遴选委员会”来审查院士推荐的新院士候选人的资格，候选人必须递交用国际通用语言(一般应该是英语或法语)发表的6篇论文，并需两位院士推荐，然后在院士大会讨论批准或否决。我当年曾有一篇英文论文《卡尔·波普尔与卡尔·马克思》在英美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梦见钱包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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