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汤问》里有个故事:周穆王西游后，在返回中原的上，有个匠人偃师求见。偃师带着自己制造的动作容貌与真人无异的假人，让它为周穆王表演。歌舞表演很美妙，令观者无不动容。它在表演即将结束时，对周穆王的宠妃眉目传情，周穆王大怒。偃师为表示清白，立即剖开假人，只见它的器官全由皮革、木材等所造，但筋骨、皮肉、，无不具备。
也许，这个故事很久以前便预示“后人类”的某种境况：人看似不证自明的主体地位将被技术的发展所模糊，在一个新时代里，和人有关且早根深蒂固的观念，将岌岌可危，重新被质疑，再次落入悬而未决的境地。甚至，人类本身也需重新定义。
这个时代，已和我们直接。换句话说，我们已处在“后人类状况”。由生物遗传学、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神经科学等交织建构的网络，已把我们牢牢。电脑算法速度已近光速，远超人脑；人机围棋大战，人不敌机器的结果；换头手术的开展；以及其它无数起初令人，逐渐因泛滥而使人的科幻电影情节，正悄然变成现实。这一切将深深撼动我们。
为此，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的罗西·布拉伊多蒂教授在2013年出版了《后人类》一书，针对后人类状况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考。最近，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由她的学生宋根成博士翻译。
罗西·布拉伊多蒂认为后人类状况，既令人神往，也让人忧虑。后人类状况并未显示清晰明朗的发展趋势，在还难以看清前景时，理论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体和处境的与反思，就显得不可或缺。罗西·布拉伊多蒂努力勾勒出后人类状况的轮廓，用思想去把握其复杂。
“后人类（posthuman）”，尽管不幸地属于一系列由共同前缀（post）组成，并诟病的词中，罗西·布拉伊多蒂却认为此提法是严肃且必要的。正如上文提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着“现代偃师”，他们研发的各种技术工艺不断逾越人类的边界。昔日约定俗成且普遍流行关于人的观念，濒临破产，就像固若金汤的堡垒，被投下一颗，遭受。那么就应“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
人文主义滥觞于古希腊罗马，后经教经验哲学融合教思想，再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深入如日中天，成为近代以来普遍的意识形态。再加上现代化过程中，技术的突飞猛进，普罗泰戈拉的“人是的尺度”得以真正落实。人变得自大，认为有无限能力完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人之外的客体都应服从人类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有些狂妄自大，并无特别过分之处。但细细审视，会发现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意识形态的：把特殊说成普遍。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是欧洲中心论的延伸，它的话语标准完全建立在欧洲人之上，正如其凝聚在达芬奇的画作《维特鲁威人》上的，是一个强壮的欧洲白种男人。也就意味着，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是排他的，女性，也欧洲以外的文明，之外的广大世界被视为的化外之地，需要欧洲人为代表的文明世界去启蒙，去解放；人类之外的动物和自然都是人类发展的资源，注定要被开发利用。在这样的视角下行事，造成许多和战争，也使人类陷入生态危机，布拉伊多蒂引用托尼·戴维斯的话：“所有的人文主义流派，迄今为止都是帝国的人文主义……几乎可以想到的每个都是人文主义的”。这话尽管是怒气冲冲的，但却也并非一无是处。
我们几百年的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也绝非可以轻易能打发掉。但到了当代，一旦突破想象的新技术迅猛发展，不断介入现实后，却着实把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逼入死角。
齐泽克曾谈到过哈贝马斯到的一个困境，他想维持人文主义传统，但被生物遗传学拖入悖论。人文主义推崇和，但生物遗传技术可直接对人类基因改码，干预人类的生活，进而改变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这样人变成遗传技术驯服的客体，甚至成为奴隶，无法再自主行动，了主体地位，又有何和？哈贝马斯意识到人的会受生物遗传技术的，他主张不发展此项技术，可是这样又陷入人对知识和技术发展，甚至对探索的。为了一种，了另一种；在维持人文主义的传统时，又了反人文主义和反启蒙。
当代是资本主义全面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它总想在一切地方利润。资本主义典型地表现为“生物-性”，它将人及人身上的生物性能，比如细胞、基因都看成获利的商品。人的一切都被资本殖民了，被商品化。人和物的地位在资本主义面前是一视同仁的，都可被，都不过是获利之物，人和物的界限模糊了。在此意义上，光靠和，无法资本主义去发展基因技术。哈贝马斯应该也意识到了这点。人的一切在数码社会里被视为数据，在经济中和物一道成为利润的来源，全球经济本身就是“后人类中心主义”的。
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老旧的，已跟不上技术现实的发展，已难以统摄现实社会，也无法为我们走出各种悖论提供支撑。
一味片面地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一厢情愿。放弃它们，并不意味着肯定资本主义将一切物化和商品化的逻辑，而是构建新的，与两者斗争。这恰恰是布拉伊多蒂试图构建后人类理论的雄心所在。
她转向自那些1968年以来，声名赫赫的法国导师们，尤其是福柯、德勒兹的思想。她一方面认同了福柯关于“人之死”的一系列反人文主义观念，并继承其生物理论。另一方面，她尤其看重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是活力，物质“由表达的所驱动”，整个世界都是一元论，消解了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主客二元对立。生物学的研究，所有生命物质都是智慧、自组织、自创生的，并会自动去与其他生命物质联系。生命必须关注自身的存在，会试图在时间里持续存在下去。这种生命智慧，比作为完整的人的思考还精确无误。所有生命物质都贯穿着一种普遍生命力，在普遍生命力的角度，所有生命物质都是普遍平等的。这种普遍生命力学说，与过去推崇人的“特殊生命力”相对，突破以“特殊生命力”为核心构造的人与动物及类生命的界限，也横贯了以前被隔离的、范畴，让其重新。布拉伊多蒂强调，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理论的核心，它也反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逻辑和虚假平等：将一切生命物质看做获利的工具，同时又格外投机地看重获利更大的高等智慧生物基因。普遍生命力本身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谓的“解辖域化”，同时像“块茎”一样不断连接其他物质，它将众多事物置于同一平滑面。
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生和死都由“生命——死亡”管理机构所管控。因此，在福柯的生物之外，布拉伊多蒂主张也应关注“死亡学”。死亡学典型体现在各种新型战争里，如无人机，远程导弹打击。发动者的主体，面对的只是屏幕和数据，但却可以轻易远方无数人的生命，这是利奥塔强调的性，一种无比恐怖的情景，不断上演。死亡在日常生活里，体现为对各种死亡的规训、处理和管控。从生到死，人都处在的网络中。
在此情况下，布拉伊多蒂要追问后人类能提供什么:“一个活力论和的死亡观如何发挥作用？”死亡固然如黑洞一样，无法表征，但它更应视为内嵌于生成的过程，它随着个体的消失生成“不可”，绝不是终点。布拉伊多蒂说了段激动的话:“生成不可标志着被缚的的疏散点或幻灭点，它们融入背景，融入中间地带，进入地球自身的激进内在性和它的共振中。”作为绝对的后人类死亡观，死亡最终也被看成普遍生命力运作的一部分。它并非许诺一个，予我们救赎，令我们，也令我们重新回返过去的意识形态中。凭借此，布拉伊多蒂希望脱离生物和死亡的。
大学诞生于人文主义，并立志培养高贵完善的人。如今，在跨国公司或隐或现地球的年头，大学的人文理想也已破产。大学愈来愈成为“多科性大学”，它的核心成可利用可消费的知识工厂，变成数据传输的一个环节， 人文学科的地位一落千丈。
历经20世纪各种理论洗礼和刺激之后，众多大学和学者已经厌弃了理论。他们纷纷认为理论虚玄，沉湎在思辨游戏，缺乏性的精确，在一个由电脑和数据的新世纪，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恰恰相反，在网络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思想困境的几率远比艳遇高，更需要理论为我们定位。大学作为生产和理论的场所，理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照布拉伊多蒂的说法，大学应该发展后人类人文学科。后人文学科不是抛弃理论思考，而是去突破各学科界限，密切联系和设想当下和未来的技术现实，打造新的理论：重新定位后人类主体的伦理和责任，处理后人类主体间，以及各种技术他者的关系。
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绝非尽善尽美，在肯定她勾画草图和打下基石的开创性时，也不得不指出她在众多关键之处，常语焉不详。例如，她始终未清晰后人类主体如何进行所谓的“学”，而只是描述一种伟大的前景。或许，她太激动于一己之理论创见而忽略论证，抑或后人类理论难度太大，令她也疑惑丛生。
《后人类》最终成为一部宣言，具有宏大野心和前瞻视野。它已开辟无数径，邀请我们继续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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