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本名史长义，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市区文联。已出版著作近40余部，总计发表作品700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刘绍棠、刘恒之后，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近60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30余项。
在诸多传统中，有一个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一直在成就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却一直被人忽视的民间文学传统。
民间文学包括传说、民间故事、风物典故、民歌民谣、方言谚语等。它们产生的年代不详，也无确定作者，在民间自然流传。因为是乡野上的产物，不登大雅之堂，不被人看重，就像空气，人人呼吸，人人相忘。然而，只要人们稍一留神，可就不得了。
有一天，果戈理对乌克兰的民间风俗突然产生了兴趣，便产生了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构想。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您知道我们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旧称——笔者注）的许多风俗习惯，许多、的故事、传说和各种各样的趣闻，等等，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常重要的。”他把这些民间流传的文化资源作为素材进行创作，虽是第一次尝试写作，却下笔如神助，竟一气写出了8篇小说。以《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书名结集问世之后，一再得到了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把这部著作与冯维辛的《纨绔少年》相提并论，他说：“我们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狄康卡近乡夜话》的问世给他们的印象，我们这些自从冯维辛的时代以来还没有笑过的人，为一本使我们发笑的书感到多么惊奇！”别林斯基说：“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
民间文学从本质上说，它表达着民间的状态、生活意愿、情感态度、价值取向、思想智慧和伦理，既是一种民间文化，也是一种民间。它是在共享本民族种族生活和文化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上层社会，并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特质，它维系和支撑着千百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的根基，也是深层次上的文化动力。所以，民间文学传统给作家的创作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丰富的民间内涵、民间情感，呈现出宝贵的民间立场和人民性。对民间立场和人民性的鼓吹和张扬，是别林斯基那代人的人文理想，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是他们对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发出盛赞的根本理由。
作家古华出生在湘北的五岭山下，那里是苗、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和民族风情，他直接从这些民间文学资源中选取素材，甚至汲取语言，创作了他的一系列作品。
就外国作家来说，没有俄罗斯的草原风情，哪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至于易卜生的戏剧和诗歌创作，均与挪威民间文学传统的密切相连。易卜生深受北欧民间文学传统的熏陶，从小养成了豪迈率真的民间莽汉性格，成年后致力于挖掘民间文学传统，讴歌民族传统中的英雄气概和进取。他的成功就在于，在继承民族传统同时注意汇入时代潮流，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根本上是想象的产物，没有不竭的想象力的支撑，就没有作家源源不断的创作。
几千年传统的农业文明，典型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白日苦短，寒夜漫长，人们无眠而寂寞，就会聚在街头巷尾，或旅店酒肆，既谈古论今，又会相互讲些奇闻趣事。即便是家人，也会攒聚在光亮如豆的油灯下，听老人说笑话，讲故事，成了生活中难得的享受。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人们驱动着自己的艺术灵感，任想象的翅膀翱翔——上至仙宫瑶池，中至地上的凡夫僧侣、草木山石，下至海底龙宫，甚至是地府中的、，无不融入故事之中。这种极限化的想象，正是民间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民间文学能世代相传的生命力所在。
如果没有拉丁美洲腹地千百年来的与传奇，也就不会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张飞舞在历史与现实、与幻境中的魔毯，来自伟大的民间想象。胡安·鲁尔福的《平原烈火》和《佩德罗·巴拉莫》常把鬼蜮的恩仇和活人的生态打通了书写，想象的神奇也是来自墨西哥民间文学中的通灵和魔幻意象。
至于中国的文学经典《聊斋志异》，如果没有志怪、、传奇、掌故的民间文学传统，蒲松龄怎么可能达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语）的超凡境界？
卡尔维诺是当下的文学界极为推崇的作家，被视为“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开山鼻祖。但是卡尔维诺在形式上是现代的，骨子里却是很传统的。他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前言中说：“从我的故乡圣雷墨的风景中，我偏激地删去了所有海滨观光场所，包括棕榈树摇曳的海滨大道、赌场、大饭店、别墅等，我几乎为这些观光景致感到羞耻……我的故事，从老城幽暗的拱门开始，一直延伸到山上的莽莽丛林。”在他看来，现代景观，呈现的是物化属性，原始的风景里，才贮藏原始人性和风情。他说，如果没有糅进文学里的各种不同的方言、俚语和地方风情，也就没有“新写实主义”。
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历来被认为是最富人性、最具韵味的文字。但是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在投身行伍时也只是个小小的文书，他不具备现在所谓的书写能力，通俗地说，他还不会讲“字话”，只能用湘言写作，写落洞、放蛊、沉潭和边边场等湘西风情，然而却趣味横生，风格独具。是丰厚的民间文学土壤，使他巧夺天工，兀自风流。
汪曾祺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背后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积淀。中国文学的语言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另一个就是民间文学，民歌、民谚、俗语、方言，特别是民歌。他说，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读了上万首民歌，很是，觉得中国的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就拿流传在甘肃、一带的“花儿”来说，它的韵押得非常巧、非常妙。一对婆媳参加“花儿会”，一的对话，没有讲一句散文，全是押韵的。到了娘娘庙，媳妇还没有孩子，去求子，来。一般无非是“送子娘娘给我一个孩子，生了之后我给你再塑金身”之类。这个媳妇则不然，她只说了：“今年来了，我是给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咯咯笑着哪。”这个词真是太漂亮了，不仅押韵还押调，喜悦的心情也表达得活灵活现。
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有韵律、有节奏，还有情调、有氛围，活色生香，感染力强。
今年我组织文联下属的文艺家搞了一年的民间文艺普查，收集到了3000多篇民间文学作品，编了一部150万字的《民间文学》，对这一点，体会是深的。比如其中有一首京西谣曲《淘米》——
这哪里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本身就是谐谑的情致，内心的喜悦，的状态，人生的哲学！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要写得好，有张力，有情味，能打动，不向民间文学学语言，是不行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向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和的先锋文化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当代创作决不能忽视了向本土的、以民间文学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学习。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经验、内涵、美学价值、语言魅力是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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