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展示的民风民俗，闪烁其词，扑朔迷离，满乎，汉乎？南乎，北乎？红学界历来为此聚讼不休，莫衷一是；很多专家学者，根据胡适考证的作者曹雪芹乃是旗人，反推《红楼梦》书中民俗乃是旗人风俗，乃是倒置的错误方法，其研究结论当然靠不住。笔者认为，对《红楼梦》小说中民风民俗的研究，也不能仅凭对书中字面上描写的理解猜笨谜，过去那种“大脚、小脚”式的争论，再争一百年也没有用；只有把《红楼梦》展示的民风民俗，放在中华民族生活习俗的演变过程中，放在小说创作当时特定的历史中，透过作品的纸面，剖析背后显示出的和民族风俗，方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下面，让我们对《红楼梦》书中展示的风俗文化，逐一加以甄别探究。
１.家族制度。《红楼梦》反映的荣宁二府，在当地可谓一个大家族。除荣府的赦、政二支，宁府的贾珍一支外，聚居于此的远支家族甚多，如西廊下善于曲意巴结奉承的贾芸一支，与贾蓉父子过从甚密有“聚麀”之诮的贾蔷一支，结交匪类聚赌包娼的贾芹一支，巴结讨好秦可卿低三下四的贾璜一支，正照“风月宝鉴”的贾瑞一支，还有一带而过没有明表的贾荇、贾芷、贾菖、贾菱等等。从辈分上看，年高位尊的贾母，还有“两三个七老八十的老妯娌”健在，可以推想，其孙子、曾孙、玄孙辈，会分出多少小门小户来。据“护官符”中交代，“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可见贾家在当地确实是个大家族。
这样的大家族的形成，没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个家族不会是江宁织造曹氏家族。曹家从曹玺被派往江南任职起，历经曹寅、曹顒、曹頫三代四个织造，前后不过五十年左右，无论如何在金陵也形不成《红楼梦》书中那样的大家族。按辈分算，红学界通常把贾母视为曹寅之妻（或曹玺之妻），但曹玺、曹寅之妻在金陵何来“三四个”七老八十的“老妯娌”？从曹玺、曹寅到曹雪芹，曹家在金陵不满四代（严格说仅三代），当地也不会有“出五服”的“本家”。从家族生活情况看，曹玺初到金陵上任时，也不会带一帮穷亲戚同往，曹家在金陵不会有那么多穷困的“本家”和亲属。
２.祠制度。《红楼梦》中详细地描写了“宁国府除夕祭祠”的场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书中那“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两边丹樨”的祠，是否是江宁织造曹家的祠，却大可怀疑。首先，建祠是“民人”（清代指旗人之外的汉人）的传统制度，世居白山黑水间的满人以及后来由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组成的“旗人”，并无此种制度。当时的满人及其“包衣”奴隶，和巫教（端公），年节期间怀念祖先，不过是简单的“烧包袱”仪式而已。曹家不是满人，但确是“旗人”，是满人的“包衣”，其祭祀“规矩”必须按“旗人”风俗办。曹家祖上是战争中被俘为奴的，当时东北此类被俘的汉人很多，查东北历史，未见被俘为奴后有在当地建祠的“包衣”；入关前旗人的“包衣”，每逢年节，必须拜，爷，未闻有祭祠的，也无祠可拜。事实上，在东北，不论哪个民族，不论身份，很少见到有修建祠之举。古往今来，东北的黑土地上，根本就不曾有过祠建筑。
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入关之后，受汉族文化熏染，旗人开始建祠、修家谱了呢？确有这种情况，曹家的“五庆堂”家谱就是入关后修的，但《红楼梦》中的祠还不可能是曹家的。按照封建社会的族制度，一个大家族的祠堂，不是谁想建就建，想建在哪里就建在哪里的。曹家“从龙入关”后，随其定居，归人府管理；曹家的房屋、田产、当铺也都在。到南京、苏州任织造，是“外放”，根还在。事实上抄家之后就是举家返京的。织造职务是经常变动的，并不固定一地；织造衙门和府邸是隶属内务府的官产，不是私产。曹氏家族倘若公议建祠，只能建在，而不能建在“外放”任职地金陵，更不可能在织造衙门官署里建祠。那么，是否曹雪芹写的是曹家在的祠呢？也不可能。一则曹家风月繁华生活在南京，不在，《红楼梦》写的是家族鼎盛时期，不是后；二则曹家抄家的清单中，详细开列了的房产，没有关于祠的记载。事实上，我国古代修建祠的习俗，主要在江南，乃是受江南聚族而居的习俗造成的；包括在内的北方地区，很少有聚族而居的城市村落，所以也很少有祠建筑。
３.丧葬制度。《红楼梦》写送葬的场面很多，如秦可卿死后大出殡，贾敬死后“独艳理亲丧”等。从书中描写我们知道，贾家的祖上坟地在“南省”，都中贾家死了人，都暂厝铁槛寺，日后再归葬祖茔。《红楼梦》所表现的丧葬习俗，应该不是金陵曹家的事情。首先，清军入关前和定鼎后的前八十年，旗人实行的是火葬制度，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要火葬，就连也不例外。顺治虽然修了孝陵，但陵墓中葬的只是一个骨灰罐。到了康熙晚期，才由下旨，改行土葬制度。从《红楼梦》中晴雯死时，京郊还有“化人场”可见一斑。曹家是旗人“包衣”，丧葬习俗必须从旗人规矩，不会从民人规矩。曹家抄家是在雍正二年，曹雪芹所经历的祖父、父亲之丧，均在康熙年间，应是火葬，此前曹家应无祖茔。
其次，即使雍正朝以后曹家建了祖茔，祖茔也不可能建在“南省”，只能在。假如曹玺、曹寅、曹顒死后归葬，也只能归葬于，不能葬在南京。红学界一般推断曹雪芹葬在通州张家湾，但这里过去只是一片乱坟圈子，并非是谁家的祖茔。直到现在，红学界对曹家遗迹几乎进行了织地毯一般的考证挖掘，也没有发现曹雪芹家祖茔何在。
再次，清初旗人，笃信。，没有“家庙”性质，可以在庙里火化，但不能寄放棺椁。旗人也没有在长期寄存尸体的。《红楼梦》中的铁槛寺，不会是庙。秦可卿大出殡时满大街白漫漫一片的景象，也不应是旗人出殡时的景象。各民族满蒙藏等，都崇尚白色，曹家隶属的正白旗，属亲自统领的上三旗，以白色作标志，怎么可能是丧葬颜色。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四代，他们的母亲和皇后都是蒙古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孝庄，蒙古族更视白色为吉祥颜色，毡包、银碗、哈达都是白色，因此当时旗人服丧的颜色决不可能是白色的。《红楼梦》中“压地银山一般”的出殡场面，只能是民人风俗，不是当时旗人习惯。
４.婚姻制度。《红楼梦》中的婚姻，多数是姑舅、两姨等近亲结婚，如贾琏和凤姐，宝玉和黛玉、宝钗、湘云等。清初，满汉不通婚。历史上满汉民族都有近亲结婚的坏习惯。但满族曾加以控制，康熙就曾颁旨姑舅、两姨结亲，虽然执行的不太好，但也确实起了一定作用。民人的近亲结婚，似乎除同姓不婚外没什么，但旗人有“姑血不倒流”的严格规矩，舅舅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姑的儿子，俗称“姑做婆”；但姑姑的女儿，却不能嫁给舅舅的儿子。按旗人规矩，《红楼梦》中的贾琏凤姐可以结亲，但宝玉黛玉结婚却不可。对满族贵族青年男女，由、皇后、王爷指婚的现象很多，不仅自己，连父母说了也不算；旗人家的女孩子，还有选“秀女”的义务，被选之前，没有谈婚论嫁的。因此，大观园中那种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似乎不象是旗人家庭的事情。
５.教制度。旗人和原始巫教，入关前和入关后的前百年，都是如此。雍正当前居住的“雍王府”，后来改为的雍和宫，至今犹在，是为明证。至于旗人后期受汉族影响，佛道儒、关帝庙、土地龙王，火神瘟神，逢神便拜，是嘉道以后特别是晚清的事情，《红楼梦》的时代，并非如此。《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似乎和不沾边。“铁槛寺”、“水月庵”和“馒头庵”，都是中土的佛教场所，“清虚观”、“天齐庙”是场所。那个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张真人，应该是个地道的老道。旗人贵族也有选替身出家的习俗，但这个替身只能当，决无可能做。《红楼梦》中的巫婆神汉，是地道的民人民间。过去东北的巫教“跳端公”（即俗称的“跳大神”），有“大神”、“二神”，仪式上有“搬秆子”、“上刀山”、“下油锅”等，边歌边舞，十分热闹，与《红楼梦》中马道婆那种铰纸人扎针魇魔，“撞客送祟”查祟书本子等汉人习俗，迥然不同。今天的东北也有马道婆之流，那是后来东的民人传入的，清初没有。
６.蓄奴制度。红学界推定《红楼梦》写曹家事，最重要的一条根据就是书中表现的奴隶制。认为中原的封建社会已延续两千年，不应有这些奴隶，这种大批蓄奴的制度应是关外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制度。实际上红学家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懂中国奴隶制演化历史的表现，是最靠不住的。满族入关前，确实实行的是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相对于来说，所有旗人都自称“”；二是八旗实行军政合一制度，相对于旗主的下属要自称；三是大量的“包衣下贱”，他们是真正的最底层的。他们多数是战争中的俘虏，也有一些是贫困旗人投靠为奴的。曹家就是由战俘而为“包衣下贱”出身，虽然因受到“老”康熙的关照，长期在内务府当差，生活相对宽裕一些，但并未改变的身份，社会地位还是低下的。清代晚期，有些旗人破落了，发迹了，但不经批准，也不能脱籍。逢年过节，还要去给老叩头，伏在地上让老踩着自己的脊背上马，显示一番的忠顺和的威风。《红楼梦》中表现的贾家乃是煌煌国公府，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的地位身份。在“元妃省亲”时，贾政伏地称“臣”，而不称“”；秦可卿出殡遇北静王时，称贾政为“老世翁”。这在那个时代的娘娘、王爷和“包衣”之间对话，是绝对不可以的。今天曹家三代织造给的奏折都已发现，比较一下奏折的语气，满口都是赞颂“老”，自称“”、“包衣下贱”，便可清楚。
清朝初年，蓄奴不仅盛行于旗人中间，江南世族此风更盛。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奴隶制从来就没有绝迹。特别是明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原因和战乱的影响，贫苦农民卖身投靠和主动依附地主豪绅充当奴隶的行为，在江南十分盛行，动辄几百口人的大家庭比比皆是。大家都知道的“唐伯虎点秋香”卖身为奴的故事，此事虽属子虚，但反映的是明代江南蓄奴制度的实情。清兵下江南时，这些大批蓄奴的江南“望族”，多数投靠南明小朝廷，对清兵抵御十分激烈。清初通过“奏销案”、“通海案”、“明史案”等三大案，对江南世族进行了的打击，造成这些大家族纷纷解体。《红楼梦》描写的四大家族，正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困难境金字旁的女孩名字地，应是清初的实情。
7．年节习俗。《红楼梦》中描写了很多贾府过节过年的故事，什么元宵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啊，都写到了。尤其是对过年的描写，什么祭祠啊，发年物啊，送年礼啊，压岁钱啊，贴对联啊，换门神啊，油桃符啊，放鞭炮啊，年夜饭啊，吃年酒啊……，巨家大族过年的种种热闹繁华场面，写的很是周到齐备。这种习俗是汉俗还是满俗，南俗还是北俗，很有必要说清楚。这里就从荣国府除夕夜如何吃年夜饭一个侧面，辩驳一下这个的问题。
书中写道：除夕祭祠后，贾敬、贾赦带领诸子弟，男一起，女一起，分别向家族的最高贾母行礼。受礼散钱之后，开始了全家的“合欢宴”。务请朋友们注意，《红楼梦》写的年夜饭叫做“合欢宴”，这个合欢宴可不是男女结婚时的“合欢”之意，也同徒的“合欢宴”没什么关系，而是除夕夜合家团聚欢乐的意思，也就是俗称的年夜饭或分岁酒。书中描写：合欢宴摆上来后，首先是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然后在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酒菜，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共同享用。
在荣国府的年夜饭即合欢宴酒席上，什么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都有，就是没见到中国人年夜饭传统必吃的饺子。《红楼梦》书中关于贾府过年的种种描写，根本就没有涉及到饺子，什么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的一整套程序，故事里连一个字也没提。《红楼梦》作者似乎对饺子这种食品根本就不感兴趣，书中详细描写了“茄鲞”、“野鸡瓜齑”、“鸭子肉粥”等那么多精致食品，但基本上不提饺子。只在第四十一回写道，丫鬟给贾母送来的食盒内，装有一碟油炸的螃蟹馅小饺，贾母嫌油腻没吃。这其实是一种油炸的小点心，与传统意义上过年吃的水饺不同。
《红楼梦》书中贾府的年夜饭不吃饺子，说奇怪也不奇怪。其实从古至今，年夜饭吃饺子只是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特别是江南各省，历史上并没有除夕夜必须吃饺子的规矩。旧时江南人除夕夜吃年夜饭，最主要的不是吃饺子，而是饮屠苏酒，故而将其称为“吃分岁酒”。《红楼梦》贾府除夕夜的“合欢宴”，第一道程序就是“献屠苏酒”，这正是江南传沿千年的吃分岁酒习俗。由《红楼梦》过年不吃饺子饮屠苏这件小事，也足证书中表现的是江南世族文化，而不是旗人文化。
红学家们《红楼梦》的作者是贫居西山的曹雪芹，曹雪芹虽穷愁潦倒，但毕竟是旗人出身，按旗人规矩年夜饭必须吃饺子，而且必须是全家人亲手包饺子。这个规矩延续已久，不仅平民百姓，连王公贵族也不例外，慈禧太后大年三十也要亲自动手包饺子。任何旗人家庭绝无可能有除夕夜摆“合欢宴”、喝屠苏酒的经历。如若不信，您不妨冒冒失失在胡同里找几家旗人家庭问一问，你们家祖先过年不吃饺子喝雄黄酒吗？如果不挨一个大耳光才怪呢！旧时在北方居民尤其是满族（旗人）风俗中，黄酒一般是做“药引子”用的，雄黄酒本身就是药材，你说他们过年全家老少不吃饺子吃药，他怎能不恼你？
8.缠足习俗。《红楼梦》书中展示出的最有意思、也是最具争议的民俗，是关于女人的脚的描写，红学界至今还为红楼姐妹究竟是大脚小脚而争论不休。有的说红楼女儿是小脚，大概有三个：一是描写晴雯“捉迷屏后，莲瓣无声”，“莲瓣”当然是小脚；二是描写贾母看尤二姐时，“掀起裙子看脚”，只有对小脚女人才这么看；三是描写尤三骂贾珍时，“一双金莲”的动作十分不雅观。有的则说红楼女儿是大脚，就多了，红楼女儿在园中行走，一般都行动方便，宝钗扑蝶亦未见扭扭捏捏，凤姐探春理家时也经常大步流星奔走；红楼丫鬟仆妇们，在园中几乎各个健步如飞，根本没有小脚女人的步态！
那么，红楼女儿究竟是大脚还是小脚呢？至今红学专家意见并不一致。考证派一般认为是大脚，理由是曹雪芹是旗人，旗人家庭的女人都应该是大脚，《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既然是按照自己家的事迹创作小说，当然要写大脚。索隐派一般认为是小脚，《红楼梦》的创作旨在“反清复明”，当然要按照明朝的汉族民俗，把书中女人写成小脚。二者就像盲人摸象各执一偏，谁也不了谁，各自也都有解释不清的死结。其实，《红楼梦》描写的女儿，有大脚也有小脚，《红楼梦》作者只是如实描写，并未刻意隐瞒什么。晴雯和二尤当然是小脚，因为书中明明白白就这样写着；十二钗姐妹却都是大脚！书中虽然没有明写十二钗的脚，但从她们每天走的姿势完全可以判断出来。判断红楼女儿脚的，关键还不在满族大脚还是汉族小脚的甄别，而在于研究其究竟写的是什么时代中国女人的脚。
中国女人裹脚史源远流长，其中一段最糊里糊涂的历史就在清朝初期。清军入关初期，按照所谓“男降女不降”政策，对汉族女人在头上和身子上可以落实政策，允许衣裳打扮照旧，在脚上则不肯实行！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朝颁发圣旨，严禁女子缠足，满汉女子概不例外，对违令者的父兄施以严厉的惩罚。其后又多次重申女子缠足的，这就是清初继男子《剃发令》颁布的女子《禁缠令》。然而，这项受到汉族妇女的明里暗里的强烈抵制，执行的并不彻底。在大城市和官僚士大夫阶层，执行的好一些，因为他们怕新的，有所；在穷乡僻壤和黎民百姓家庭，女子则缠足如故，因为他们穷得一无所有，所以也无所，再加上法不责众，不担心被群体性惩罚。直到康熙七年（１６６８），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看到这项碍难执行下去，奏疏请求放宽缠足的，康熙才废止了缠足的，汉族妇女缠足从此才成为行为，直到清朝。
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七年，整整二十三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长江以南，汉族妇女中出现了天足与缠足并存的特殊现象。官宦人家的女子，执行禁缠令相对严格一些，因此贵妇“小姐”身份的女子多天足；平头百姓不管这一套，照缠如故，所以贫贱“大姐”身份的女子多缠足；还有些原来已缠足的女子因朝廷明令缠足，放开小脚成为所谓的“解放脚”。朋友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红楼女子的脚：二尤和晴雯出身卑贱，所以缠成了三寸金莲；十二钗姐妹的父兄都是官宦身份，可没这个胆量对抗缠足令，所以女儿都是天足。林黛玉的脚有点特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是大脚吧，走却像小脚女人一样“摇摇的”；说是小脚吧，又穿着一双“鹿皮小靴”。小脚女人都穿绣花鞋，也没有穿皮靴子的。由此判断，这个可爱可怜的林妹妹，大概是一双“解放脚”吧。宋朝以来的近千年中，中国汉族女人的脚，只有清初这二十三年是最特殊的。《红楼梦》描写的这种大脚、小脚并存的社会现象，只有这一特殊时期才存在。由此亦可间接判断，《红楼梦》的故事，是清初的故事，并非乾隆年间的故事。
9.呼嫂为姐习俗。红学家们推测《红楼梦》写旗人生活的种种所谓“”，其中有一条就是旗人“呼嫂为姐”的习俗。例如某老红学家经过一番“小心考证”，认为：贾宝玉把琏二嫂子王熙凤屡屡称为“姐姐”而不称“嫂子”，这就应该是旗人“呼嫂为姐”的习俗。因此，《红楼梦》书中写的必然是旗人生活。满族人过去确实有“呼嫂为姐”的习俗，但《红楼梦》中的这些描写，并不完全符合满族这个习俗。书中宝玉平时见到凤姐，确实称呼为“姐姐”，宝玉的弟弟妹妹们，一般也将凤姐称呼为“姐姐”；长辈贾母、王夫人等，一般将凤姐昵称为“凤哥儿”、“凤辣子”；其它凤姐的平辈人，一般称呼其为“琏二嫂”。
其实，红学家们把《红楼梦》书中宝玉称呼凤姐为“姐姐”，视为满族人“呼嫂为姐”的习俗，是没有很好研究《红楼梦》小说，没有理解好书中展示民俗文化的曲解和。因为书中写凤姐嫁给贾琏之先，是宝玉之母王夫人的娘家侄女，本身就是宝玉的亲表姐，旧俗称呼先叫后不改，凤姐嫁贾琏后，宝玉继续称其为姐姐很正常。这是汉族民俗的正常称呼，其中并无什么奥秘。书中描写宝玉对凤姐妯娌李纨、尤氏都呼为嫂子，从不称其为姐姐，因为她们婚前从来就不是宝玉的姐姐。这就是书中描写与旗人“呼嫂为姐”习俗毫无关系的明证。
10.烧包袱习俗。《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中描写，贾府戏班子中的小戏子藕官，在清明节这天为祭奠死去的菂官烧纸，宝玉看到在大观园中烧纸烟熏火燎的很不像话，吩咐其“打了包袱”拿到外边烧去。红学家们说这就是满族“烧包袱”祭奠亲人的习俗，其实这种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烧包袱”作为一种祭祀已故亲人的习俗，过去满族（旗人）有，汉族也有，并且更古老；但二者“烧包袱”的祭祀时间和祭祀方式却不尽相同。
汉族“烧包袱”的习俗起源于。据明《帝京景物略》载，每逢清明、中元（旧历七月十五）、寒衣（旧历十月初一）三大鬼节，人为表“四时之敬”，大都要给死去的亲上坟烧纸。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亲临坟地上坟烧纸的，就以“烧包袱”的方式遥祭。直到现在三大鬼节期间，汉人为故去的亲人在十字口烧纸的习俗仍盛行于民间，只不过很少打包袱了而已。满族（旗人）过去也有过年时在除夕日“烧包袱”祭祖的习俗，是否是从汉族学来的笔者无考，但《红楼梦》所写的“烧包袱”时间是在鬼节之一的清明节，不在过年的除夕日；祭祀的对象是好朋友小戏子菂官，也不是家族的祖先，所以书中所写还应是汉族旧俗。
11.其它满俗。红学家们说《红楼梦》书中描写的风俗是满族习俗，还找到了一些其它所谓的“”，例如贾母去世后，宝玉病中丫鬟送来了老祖的“克什”吃，宝玉吃贾母灵前的“克食”，不论从词汇上说还是从风俗本身说，这都应该是旗人风俗；再如宝钗李代桃僵嫁给宝玉时，作为新媳妇在新房里给前来的大伯嫂子王熙凤“装了一袋烟”，“十七八大姑娘叼烟袋”，汉族历来无此习俗，应是满族习俗；另如黛玉病中特意告诉丫头，要厨房做一碗“火肉白菜汤”吃，类似今天东北人吃的“猪肉炖粉条子”，与书中贾府雅致精美的饮食很不一致，也应该是满族习俗。
红学家们说的不错，这些确实都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满族（旗人）风俗。但不要忘记，《红楼梦》书中这些描写，都出现在续书的后四十回中，前八十回中根本就没有。谁在前八十回中，看到贾母、王夫人、凤姐、各位姑娘“叼烟袋”啦？其它所谓的满族民俗如“克食”一类满语词汇，在前八十回中也绝无踪迹可循。这只能证明：《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创作不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前八十回的作者是一个汉族人，并且最有可能是江南世族出身的汉族人；后四十回才是某个满族人（旗人）补续的。红学家也认为后四十回不是作者原创，乃后人高鹗（或无名氏）补续，那么后四十回中写的故事，如何能做为全书表现满族（旗人）风俗的“”？！
《红楼梦》中（不含后四十回）描写的这些贾府风俗，展示的绝不是旗人贵族的习俗，而是江南世族的生活。上述家族制度、祠制度、婚姻制度、教制度、丧葬制度，年节习俗，祭祀习俗，缠足习俗等等，都不是北俗是南俗，不是旗俗是民俗。曹家虽在江南生活五十年，但受织造差事和包衣身份的双重，不可能尽染江南贵族风气，特别在教、祭祀、丧葬、婚姻、缠足等问题上，曹家既不能、也不敢改南俗。否则，被当地督抚奏上一本，还要脑袋不？曹家被抄时曹雪芹年纪尚少，成年后的交游圈子也多为室旗人，所以对江南民人特别是贵族的习俗不会有多少印象；写《红楼梦》书中那种刻画细致入微的生活习俗，难以得心应手。从这个意义上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红楼梦》的真实作者，最有可能是一位出身江南望族的失意文人，此人最大可能是康熙朝的大文人洪昇，《红楼梦》实际就是写“洪家”等江南世族从风月繁华茫茫白地的衰落噩梦，是写洪昇本人和蕉园姐妹戏剧人生从得意失意的梨园噩梦。笔者在系列文章中对此已有详尽考证，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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