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钱包丢了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与行动特征，这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
作者简介：萧放，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100875)；鞠熙，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100875)。
近年来，“回归生活实践”成为中国民俗学界最重要的讨论议题，“实践”也成为中国民俗学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就民俗学领域而言，“实践”这一概念并不陌生，尤其是法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有关心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传统，并与民俗学的“文艺”传统构成鲜明对比。关心“实践”的学者强调对行动的观察与主体自身的行动，即不仅民俗学要以的“实践”为研究对象，民俗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实践”。在20世纪末被重新定义后，实践研究理论正在冲击美国的表演学派，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美国民俗学应该放弃“表演”概念，转向“实践”研究。与此同时，在欧洲本土，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正在受到质疑，围绕“实践”概念本身所进行的讨论方兴未艾。总的来说，在民俗学语境中，“实践”的首要含义是意指“行动”而不是“意志”，这与中国当前民俗学界使用“实践”概念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就当下而言，中国民俗学界在谈及“实践”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与面向，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潮流正在形成，“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主张与方法框架日益清晰。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民俗学亦有自己的实践研究传统，“观风知政”与“知行合一”历来是中国古代民俗论的核心取向，“五四”以后的现代民俗学也并未放弃“实践”与“行动”这一明确的理论框架与行动目标。近年来，北师大民俗学专业转入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发展，一方面是面临学科内部转型，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尤其是“社会治理”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北师大民俗学开始探讨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民俗学，既反思主观认识，更强调身体行动，有别于先验性的实践，也不完全是为了社会应用，而带有现实主义[注]的学术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三个转向，即从民俗研究到风俗研究的转向、从行动者向自觉的行动者的转向，以及从民俗事象传承到实践轨迹研究的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民俗学研究存在两种传统：一是以为代表的关于folklore的研究，重点关注口头文学、艺术表达与性的文化产品；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关于folklife的研究，历来将民俗视为整体性的文化过程，甚至认为“社会”都只是folklife中的一部分这与法国民俗学的产生背景有关。法国民俗学不仅诞生于启蒙氛围中，也与法国编纂“百科全书”的学术传统有密切关系。进入18世纪后，技术的飞速进步使欧洲人对社会、工人和生产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51年，富兰克林发现电的前一年，在巴黎出版了两卷关于技术、职业与艺术的大百科全书，这表明，早在社会学这个学科诞生之前一个世纪，研究、分析和解释社会的兴趣乃至实践就已经产生了。随着工业的发展，在法国各地出现了专门观察工人与生产技术的人，他们记录每一种生产工艺的步骤与细节，同时也记录工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和行为方式等，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工业发展，但这却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调查与民俗记录文本之一。1774年，法国皇家医学会成立，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疾病、健康和卫生知识成为专门领域并受到国家的重视。而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反映法国人健康、疾病与医学知识状况为目的的调查报告也随之出现。除此之外，出于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目的，法国大后的历任领导者也以名义广泛调查民间、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将“日常生活”视为整体性研究对象的氛围中，法国民俗学诞生了。另外，第一代法国民俗学者中很多同时也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这使国民俗学从来不是只关注文本或口头艺术。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人物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本身就是法国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也积极参与民俗学会的活动。他们虽然与民俗学同行一样，也关心歌谣、、与风俗，但从来没有将人类行为与其行动产品割裂开来分别研究，而是希望展现出一种基于生活(folklife)的全体史(histoire totale)，“实践”“行为”“经验”“生活”历来是其关注的重点。
在发现的生活实践与实践逻辑之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搜集与研究民俗的行为本身也是实践，意图与改变世界是其题中之意。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影响了民俗学的发展，典型代表就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在1928-1929年他写作的笔记中提到了关于民俗学研究的设想，他认为研究民俗本身就是文化霸权的手段。搜集民俗不能像搜集图画一样，只是对事象的堆积，而是要通过搜集去理解特定社会阶层关于世界的概念，这种“民间概念”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对比甚至。因此，民俗学研究本身就是在挑战现有阶级秩序，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民俗学者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例如阿兰邓迪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俗是对均质化与商业化社会的抵抗，民俗研究就是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手段。
“实践”真正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转向”开始的。这一转向至少有四种理论来源：首先，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将意志理解为语言，也将语言与行动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实践整合主体与客体，非命题式的知识与可理解性是首要条件；其次，社会学家如布尔迪厄、吉登斯以及民族志方的学者们，将实践概念作为反对客体化社会结构的工具，质疑仅仅将个人行为与个人身份视为社会现象组成部分的做法，力图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意志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立；第三，福柯等文化研究者，将语言视为一种话语行为，反对将语意视为结构、系统或抽象，这为从文本到“实践的文本”打开了大门；最后，科技史研究也是促进实践转向的重要原因。科学被视为行为而不是对客观规律的再现，这促使学者重新思考人与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物质”“技术”与“技术化的身体”(skilled body)等概念被引入研究之中。
在人文社会科学出现实践转向的大潮流中，民俗学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对于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历来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小群体”正日益消失，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尤其是数字网络社区的兴起，使得对“小群体”和“身份”的定义出现与以往相当不同的特征。以往民俗学者通常以空间(共同居住)或时间(年龄相仿)作为定义人群身份的首要标志，但研究现代社会民俗的学者们意识到，空间无法隔断认同，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在某一个具体社区中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的方法，无释现代社会民俗(尤其是网络民俗)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共享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地缘、血缘甚至其它任何社会性纽带，成为定义人群身份的首要标志。正在巨变的现实，促使民俗学者转向了实践理论。
对民俗学界来说，布尔迪厄、吉登斯与齐格蒙特鲍曼三人的实践理论影响最大。实践理论与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产生共鸣，强调微观描写，但同时也深受吉登斯“结构化”概念的影响，从宏观视角考虑规则得以形成的过程，而这正是民俗学者所说的“传统”。正是这一新的视角，为历来以“传统”为关键词的民俗学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但是，虽然都谈“实践”，民俗学者利用的思想资源实际是有内在矛盾和差异的。布尔迪厄与吉登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实践，但布尔迪厄强调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实践来自于惯习(Habitus)，总是具有策略的形式，(Doxa)既决定了人的实践，但又被实践策略所挑战。与之相比，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与实践者都有反思的能力，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并按自己的意愿去行动。而齐格蒙特鲍曼则更强调行动制造符号的能力以及行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是实践理论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由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当代民俗学的实践理论因此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征。仅以美国为例，当使用“实践”这一概念时，可能指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是遵循布尔迪厄的说法，指由社会结构和惯习所控制的行为；第二，指日常的、普通的、实用性的行为，而不是象征性或艺术性的行为，与“表演”概念构成对立；第三，借用亚里士多德三分法(理论、诗学与实践)，将实践理解为意志引导下的行为，而这种行为通常以特定方式进行并具有符号化的意义，例如队列行进的行为，正是这种身体行动构成了社会记忆的方式，并最终定义了传统。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实践”的首要含义仍然是“行动”，这与中国学者在谈“实践”时常强调意志、以及先验性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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