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保明，是文化战线上的一名员，一直成长和生活在。省省名“乌拉”是满语，沿江靠川之谓，指“有一个地方叫船厂”。船厂就得造船，造船就得用木，大约从400多年前的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森林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使用，无数伐木、拖木、抬木、放排的故事、传说、风俗，使得的森林文化有了自己独特鲜明的特点。我觉得，这是，也是中国乃至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能失去，更不能丢掉。
文艺工作者不能离开人民，更不能脱离人民的生活。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放弃了自己的业余生活，开始搜集、寻找、、抢救的森林文化。搜集文化遗产和民间记忆，就要和劳动群众交知心朋友。于是，每到年节，我就背上行装“民间”，到一些敬老院、大车站，到一些老年人集中的村屯，那儿是我的落脚点和生活。
森林的采伐，都是从严寒的冬季开始，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山场子雪化了、森林中泥泞了，山场子的活儿也就“掐套”(结束)了。每年，当北方的寒风吹落树上最后一片叶子，当茫茫的大雪铺天盖地的时候，木帮(伐木工人)们开始进山了，我也背着自己的行李卷儿，与木帮们一块进山。白天，我与木帮们一块伐木；夜里，我与他们一起睡在山场子的地窝棚里。窝棚里四处透风，寒风挟着雪花从墙缝里钻进窝棚。我和木帮们都戴着棉帽子、扎紧帽耳朵睡觉，夜里还时时被冻醒。我与木帮们一起坐拖木的爬犁下山，也常常被树枝子刮进老林的大雪壳子里。我的脚冻坏了、鼻子冻烂了，但我了林业工人生活的艰辛，自己也得到了生活的。
有一次，我跟着木帮们将大木穿成木排，去大江上流放。我一下子从木排上掉进了漂着冰凌的江水中，我不会水，拼命挣扎。当木帮们来救我的时候，我喊着：“别救我！快捞我的小本呀！”因为我的日记本上记满了森林文化的史，记满了里的故事，记满了伐木的方言、土语……我心里想，就是我死了，也不能让我记下的这些珍贵森林记忆丢了！
为了写《东北木帮史》，我多次深入，到松花江、鸭绿江上去漂流放排，全面记述老山里伐木的木把生涯，记录他们的隐语、行话、归宿以及特有的教和采伐习俗。多么难忘的岁月啊！成了我文化的拓荒地，成为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火热阵地。我要把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上那些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有一次，我正在山上和木帮们拖木，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打来了电话，只听“咕咚”一声，电话断了。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是我掉到雪窟窿里去了。他在一次文化节目中说：“每逢年节，合家团聚，我知道有一个人却在上，他就是曹保明，东北的许多文化是被他抢救下来的。”
这几年，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森林的采伐停止了，林业工人转产改为营林了。现在，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森林文化的珍贵和重要，许多作家、艺术家以及电影电视方面的编辑也来“抢”我的著作进行再创作。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我过去的抢救工作，我用几十年的青春岁月森林文化，很值！
我起早贪黑地抢救、、传承东北和区的文化遗产，心地融入到“民间”，与时代、与社会、与人民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不等、不靠、不要，去做、去干、去实践。除了森林文化，我还了许多特色文化，如渔猎文化、农耕文化、服饰文化，还有大车店、老、老把头的史，以及各个领域的传说、故事、民俗、歌谣。因为抢救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了许多村落，如鹰屯、雪村、木屋村，许多村落选我当他们的“名誉村长”。
回想40年，给我最深的体会是，文艺工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分自己的文艺能力，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潮流中去，创造出诸多文化，形成了一代人的风格。这40年，我出版了《东北木帮史》《最后的森林记忆》《森林》《人参长在大树上》等120多部关于森林文化的著作，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日、俄、韩等语种界流传。这些著作共计2000多万字，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天要写三到五千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王府井书店还专门开设了“曹保明图书角”，让我至今觉得那是当年挺“骄傲”的一件事。
这些年，党和给了我很多荣誉，“中国文化遗产年度杰出人物”“中国民间文艺山花”“最美志愿者”“中国”……而我觉得，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归功于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我只是这片土地上的生命的一个基因，而这个基因，永远离不开民族的血脉。我愿意永远植根于民间、植根于黑土地，辛勤耕耘，做一个黑土文化的“拓荒牛”。(作者：曹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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